【台灣前進】教練猥褻孩子憾事為何層出不窮？民間版「不適任教練查詢系統」上線
封閉場域裡的壓迫需要被看見
一個民主國家，不能容許權力的密室存在
高雄的一位棒球教練，2016年猥褻4名國小球員，獲判緩刑。緩刑期間，他到屏東一所國中擔任外聘教練，又猥褻了4名隊員；花蓮的一位籃球義務教練，先後侵害8名男童，被法院認定為慣犯，判刑20年2月確定；桃園的一位國家級撞球教練，以指導為名接近一名未滿16歲的少女，最後下藥性侵，合計判刑11年2月確定。
這三個人，都不在運動部的「不適任教練名單」上。
我們台灣前進陣線的伙伴，在整理候選人刑事紀錄時，順手查核了這份名單。名單上公告了135人，卻有22人被遺漏，其中19人涉及兒少性犯罪。
我們想問的是：為什麼這些事會一再發生，又這麼難被看見？因為他們都是發生在民主社會內部，那些權力高度集中、與外界隔絕、外人看不進去的封閉場域。
在這樣的地方，有三個共同特徵：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；成員與外界隔離，求助管道有限；說出口的代價極高，說出來的人往往被視為背叛者。
在運動隊伍裡，教練決定誰能上場、誰能入選、誰能升學。孩子的前途，有很大一部分握在教練手上。長時間的訓練、移地比賽、團體住宿，讓孩子和家人、學校之間隔了一層。「團隊」、「服從」、「為校爭光」的文化，更讓孩子很難開口：說出來，可能就失去比賽的機會，也可能被隊友、甚至被大人責怪破壞團隊。
這不是說教練是一個危險的職業。絕大多數教練都是認真陪伴孩子的人。正因為如此，我們更不能讓少數人躲在這套權力結構裡，傷害孩子。
運動訓練的體系是第一層封閉，而行政體系就是第二層。
那位高雄的棒球教練，之所以能在緩刑期間到屏東繼續當教練，是因為資訊沒有流通。法院的判決、教育單位的紀錄、運動部的名單，各自鎖在不同的系統裡。一個縣市知道的事，另一個縣市不知道；司法認定的事，主管機關沒有登錄。
當政府部門之間彼此封閉，加害者就能在縫隙之間移動。
台灣的民主化，依然留下許多沒有照進光的角落。
2013年，陸軍下士洪仲丘在禁閉中死亡。軍隊這個封閉場域裡發生的事，讓數十萬白衫軍走上街頭，最後促成承平時期軍事審判回歸一般司法。
運動隊伍、兒少安置機構、教養院，都是類似的角落。台灣前進陣線的花蓮縣議員參選人孟繁嘉，就曾協助兒少安置機構的不當管教案進入監察院調查，促成對縣政府的糾正。
這些地方的共同點是：外人看不見，裡面的人說不出口。
美國體操國家隊隊醫納薩爾，在二十多年間性侵數百名選手，案件曝光後，美國國會通過立法，強化體育組織的通報與防治責任。英國前職業足球員伍德沃德公開自己少年時期遭教練性侵後，數百人陸續發聲，促成足球界的獨立調查。韓國短道競速奧運金牌選手沈錫希控訴教練性侵，引發體壇的#MeToo運動，韓國隨後設立專責機構處理運動界的人權問題。
在封閉場域裡受害的孩子，沒有聲音，也沒有選票。他們不會出現在民調裡，不會是任何候選人的票倉，也沒有能力為自己組織遊說。在一個政治人物習慣追逐選票的社會裡，他們是最容易被遺忘的一群人。
台灣前進陣線要為他們發聲，我們逐筆查核判決、整理被遺漏的名單、推出民間查詢系統，不是因為這件事能換來選票，而是因為總得有人去做。
但只靠一個政黨是不夠的。這些孩子需要的，是整個台灣社會成為他們的後盾：家長願意多問一句，學校願意多查一次，身邊的大人在看見不對勁時，願意站出來。
藉由發布這份民間版本的「不適任教練查詢系統」，我們也要提出三個主張：
第一，運動部應串接教育部、衛福部的資料，並與司法院、法務部的系統勾稽，打破行政體系的資訊孤島。
第二，立法院正在審查《國民體育法》修正草案，應盡速通過，將性侵害判決確定列為教練的消極資格，並建立公開的查詢系統。
第三，推動真正的兒少工作證制度。不論是學校、運動隊伍還是民間機構，只要工作會接觸兒少，就應該經過查核。
民主不只是選舉，也不只是國會與總統府。民主是讓權力在每一個地方都受到檢視，包括那些最小、最不起眼、最容易被忽略的角落，也包括那些沒有選票的人。
封閉場域裡的壓迫需要被看見，一個民主國家，不能容許權力的密室存在。
民間版「不適任教練查詢系統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