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農安街到萬華：持有搜索票之後，公權力的界線在哪裡？

2004 年，台北農安街一場聚會，警方帶走 92 名男同志。據報導，現場備有大量保險套，案件最後因罪證不足而結案。派出所主管表示，同仁對查緝過程中所見感到「震驚及噁心」。這只是那個年代數見不鮮的「打擊同志轟趴」社會新聞之一，過程中與後續報導裡更帶有獵奇、羞辱與污名。

1969 年，紐約警方臨檢石牆酒吧，被攔下的人第一次選擇不再低頭，後來成為全球同志權利運動的起點。歷史提醒我們，傷害與歧視往往包裹在「我為你好」、「你們太亂了」的公權力行動之中。

2026 年 10 月 3 日，台北市警察局萬華分局持台北地方法院核發的搜索票，進入西門町營業十四年的同志主題酒吧 Commander D，依妨害風化罪嫌將負責人移送偵辦，並帶回數十名顧客與工作人員。警方表示，這是經過民眾檢舉、數月蒐證、檢察官指揮與法院核發搜索票的刑事偵查。我們尊重司法程序，也理解警方須回應民眾檢舉。

然而，搜索票上記載的搜索範圍只有場地經營者本人的姓名與場地本身，警方將大量顧客帶回警局製作筆錄，執法尺度顯有違比例原則；現場更出現對身障者的歧視性言論，警方起初否認，錄音曝光後承認並予以懲處。

但是，台北市政府與警察局至今未回應「為什麼採取這樣的執法方式」，警察執法尺度的責任問題。

台灣基進主張：

第一，成年人之間的合意行為，應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。國家的刑罰權與強制力是最後手段，不是道德糾察隊。當警力大規模進入一個營業十四年的場所，不僅追究負責人，也將在場顧客一併帶回，社會有權追問：這樣的手段，是否與所要保護的法益相稱？搜索票所載範圍與帶回顧客的法律依據，市府應公開說明。

第二，保護兒少與尊重成年人並不衝突。我們支持落實年齡查驗，也支持任何防止未成年人進入不適宜場所的合理制度。但兒少保護需要被認真對待，不應成為擴大壓制特定場所與族群的理由。

第三，個別員警的懲處，不能取代制度性檢討。同志團體多年來的經驗是，每次爭議之後，結局總是相似：個別懲處、教育訓練、列入管考，然後結案。我們要求市府公開說明這次搜索與帶回民眾的依據，邀請外部專家參與調查，不能只由警察體系自我檢討；同時建立地方層級的反歧視申訴機制，並呼籲中央儘速完成綜合性反歧視立法。

再過不到一個月，台北將舉行同志大遊行。多元與包容，不應該只在遊行那一天被看見，也不應該在遊行落幕後的夜晚，因為一張搜索票就被收回。

從農安街到石牆，歷史已經給了我們答案：用強制力回應成年人的親密行為，從來沒有讓社會更安全，只是把人趕進更隱蔽的角落。台北市有鼠患要處理，也有許多治安與公安課題待解，公權力的資源如何排序，市長應向市民說明。

（照片取自路透社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