跨境鎮壓學會利用台灣法治：冒名一通電話，讓檢警程序替對方消耗當事人

引進紀錄片《國有器官》的雄獅影視負責人管建忠，這一年來不斷被警察通知到案。原因不是他做了什麼，而是有人冒用他的名字，到處打電話恐嚇別人。

根據陸委會說明，去年11月有人冒名恐嚇律師並勒索財物，去年12月冒名恐嚇黑熊學院，今年9月29日又冒名恐嚇法輪大法學會。每一次被害人報案，管建忠就得到警局或地檢署說明一次。冒名者至今沒有落網，陸委會已將此案暫列為跨境鎮壓案例，並指出這顯然是有系統的操作。

過去我們熟悉的跨境鎮壓，是點名、通緝、威脅家人、恐嚇信。這些手法粗暴，但也容易辨識，社會很快就知道誰是加害者、誰是受害者。這一次不同。加害者不必直接碰觸當事人，只需要一通電話。接下來的事，由台灣自己的制度代勞：有人報案，檢警就必須依法受理，必須通知關係人到案。程序每走一次，當事人就被消耗一次。

這個手法有三個特點。第一，成本極低，而且難以追查。第二，它同時製造兩種受害者，被冒名的人疲於奔命，被恐嚇的人心生恐懼，公民團體之間的信任也跟著受損。第三，它對所有人發出訊號：在台灣放映一部中國不樂見的紀錄片，代價不只是恐嚇信，而是你會被自己國家的司法程序纏上。

這才是最值得警覺的地方。跨境鎮壓不再需要越過台灣的法治，它學會了利用台灣的法治。

台灣人其實對這套邏輯並不陌生。

這兩年，我們在國會看到的正是同一件事。人事同意權是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，卻被用來讓監察院、國家人權委員會、通傳會一個接一個停擺；預算審查是國會的職責，卻被用來拖延國防與社福預算。每一個動作都合乎程序，加總起來的結果，卻是國家機關的癱瘓。

不必推翻民主制度，只要透過親中的在野黨，讓民主制度依照自己的規則空轉。台灣基進一再指出，台灣社會必須建立防堵中國「以民主顛覆民主」策略的防線：

管建忠案是這個策略從國會延伸到司法的版本。在立法院，被當成武器的是議事程序。在這個案子裡，被當成武器的是偵查程序。兩者的共同點，是把民主法治最引以為傲的東西，也就是依法行政、程序正義，反過來變成消耗台灣自己的工具。

面對這種手法，台灣不能只是呼籲民眾「提高警覺」。

檢警機關應該建立跨轄區的通報與併案機制。同一人反覆遭冒名的案件，應由單一窗口統一處理，不能讓當事人為了同一套手法，跑遍全台灣的警局。政府也應參考其他民主國家的做法，在法律上明確定義跨境鎮壓，讓這類案件從一般刑案中被辨識出來，由具備國安意識的單位偵辦。

更根本的是，台灣社會必須認清：中國對台灣的攻擊，早已不只是軍機與軍艦。它在國會，在司法程序，在每一個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制度裡。

守住民主，不只是守住制度的形式，更是不讓制度被拿來對付自己的人民。